（文/梅甘·麦卡德尔） 在从伦敦飞往波士顿的英国航空公司航班上，我坐到座位上时听到第一声咳嗽。那声音带着一丝掩饰和抱歉的意味，但紧接着从客舱的另一处传来一声更大胆的咳嗽。在接下来的飞行中，刺耳的咳嗽声、此起彼伏的鼻涕声和夸张的喷嚏声组成的“交响乐”回响在我耳边。就在那时，我真的意识到，新冠大流行时代结束了。

是的，我知道新冠病毒仍在我们身边，仍在导致死亡。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况仍将如此。只是人们不再愿意将它视为需要采取非常措施的紧急情况。尽管许多人出于善意竭力抵制，但无论好坏，2022年我们共同决定，是时候回归正常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至少差不多吧。“回归”是一种误导，因为我们还没有回到2019年的常态。新冠病毒留下永久的印记，常态再也不会完全一样了。

我不必告诉你，工作看起来不一样了，因为你很可能居家办公时读到这篇文章。为办公场所提供安保系统的卡斯尔系统公司称，目前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日常办公出勤率平均仅为疫情前的一半左右。这不再是人们害怕生病的问题，而是上班族发现，没有日常通勤，生活是多么美好。

我也不必告诉你，这意味着城市的重大变化。目前市中心工作日的人流量仍比2019年低三分之一左右，公共交通平均客流量约为过去的三分之二。这表明，城市的组织方式发生永久性改变，日常经济活动向周边地区转移，包括远离市中心的郊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无法承受每天往返市中心的通勤压力，但可以接受每周去一两次办公室。城市将需要重新设计市中心的大片区域，围绕住宅和休闲活动而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并相应调整税法和财政支出。

联邦政府还必须竭力应对新经济常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旧经济常态：看似永久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时代已经正式结束。曾经，依靠中央银行维持低利率，政府似乎可以借到任何规模的资金。然而，飙升的通货膨胀让这些幻想破灭了。

现在，科技公司正勒紧裤腰带，房地产市场处于半冻结状态，预算政治注定会变得更加丑陋，因为政客们将被迫为他们想要兑现的福利埋单。

“取消文化”似乎将要过时。事后看来，其最猛烈的阶段显然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当时，每个人都无事可做，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大打嘴仗。现在，我们回到现实世界，那些在2022年曾经出于同情或恐惧而保持沉默的人，开始重新考虑，提出禁忌话题，甚至参与一些令公众瞠目结舌的活动。

我想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忙于重新发现我们喜欢和他人在现实世界一起做的事，没有时间为通过电脑屏幕放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而争吵。但我不确定情况是否如此。

在疫情期间，休闲、睡眠和家庭活动大大增加，社交显著减少。

新冠大流行似乎让我们变得内向，只关注我们的家庭和一小群亲密的朋友。我不确定，我们能否完全重建旧的公共社交模式。

这让我想到将在一段时间内伴随我们所有人的最后一个变化：公众对彼此的信任，以及对本应肩负重担的专家的信任普遍受到侵蚀。是的，这种转变在共和党人中最为明显。但在我认识的人中，就连许多民主党人似乎也不再那么恭敬地对待教师工会和公共卫生官员等曾经深受爱戴的权威人物，尤其是与疫情最严重时期相比。有些怀疑是应该的，但代价高昂——例如，我担心，对新冠疫苗的怀疑可能正在转变为对儿童接种疫苗更广泛的警惕。专家们迫切需要从实时观看他们失败的公众那里重新获得权威。

这并非绝无可能。毕竟，我们新常态的好处之一就是生物医学创新。这场大流行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可以改进旧系统的方式，从实时协作到创新资助模式，再到简化临床试验和审批流程。如果科学界能给我们多一些这样的东西，少一些边缘政治和笨拙的操纵企图，我认为它将重获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失去的大部分信心，即使这需要一段时间。

但接下来，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像2019年时一样对几乎所有事情充满信心。我们也许会外出活动，但我们遭受了重大冲击，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仍有可能心有余悸。（刘白云译自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2月30日文章，原题为《迎接2023年——后疫情时代元年》）

2022年2月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议员们在国会大厦外的台阶上进行默哀仪式，悼念90万名因新冠疫情去世的美国人。（新华社）